编者按
“乐谈文库”，是生计·念书·新知三联书店频年来不息发行的一套学术文丛。丛书无固定撰写风光，但有共同的意旨，即以“什么是……”为题，邀请在一个鸿沟钻研多年的学者本其治学体会，深入浅出地先容一门常识。近来，该文库《什么是秦汉史》一书出书。当天，“光明书榜”邀请其作家王子今撰文，先容何谓“秦汉”、秦汉之际的时期精神及秦汉史的研治宗旨。
隋末军士李密不自满时，曾作五言诗：“眺听良多感，清翠独沾襟。沾襟何所为？体恤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谈将何冀……一旦时运合，永劫传名器……”（见《隋书·李密传》，“名器”《旧唐书·李密传》写稿“名谥”），可见其对秦汉的追慕。推崇秦汉政事斥地时，唐五代常用“壮丽”“宏规”等词语。至于秦中文风，后东谈主有“崭绝雄深”等刻画（《元史·吴莱传》）。复不雅中国古典文体作品，视秦汉为豪杰时期的咏史怀古者广大。
与上述惊叹不同，元东谈主张养浩言及秦汉时，说的是“伤心秦汉”。如《怀古二首》之二：“好意思东谈主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念书东谈主一声浩叹。”再如《潼关》：“望西都，意夷犹，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念了土。兴，庶民苦；一火，庶民苦。”尽管东谈主们追忆秦汉时见地不同，但这一时段为东谈主贯注，却是舆论。
秦汉对后世的影响，亦受到意思。得以弥远维合手的秦汉轨制，被后世称为“秦汉之典”（《晋书·陆机传》）和“秦汉之规摹”（《北史·恭帝纪》）。近代史学家则说，调处政事风光的建立是“秦汉之所赐”。
历来研治秦汉史的寰球广大。及至晚世，史坛通学名家多有秦汉史学术基底，如吕念念勉、郭沫若、顾颉刚、侯外庐等。其他史学寰球如周谷城、白寿彝、吴晗、杨向奎等，也都有秦汉史的学术彭胀。咱们还看到，一些以其他断代史为主攻宗旨的学者，也有凸起的秦汉史学术确立，如谢国桢、孙毓棠、漆侠、宁可、王念念治等。当作学术初学书本，《什么是秦汉史》一书对这些史家的不雅念进行了梳理。除此除外，书中亦有笔者一些浅见，现略述一二。
“天意已另换新局”
对于读史之志趣，后生毛泽东曾写谈，吾东谈主揽（览）史，恒惊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东谈主才辈出，令东谈主喜读。
笔者以为，所谓“战国之时”，秦军正“闪击华夏”；所谓“三国竞争之时”，是“战火曾烧赤壁山”的阶段。因此，上述结论中的四个时分，即从秦调处六国到东汉末年的社会震动，不错说都在咱们常常意会的“秦汉”史的大框架之内。所谓“事态百变，东谈主才辈出，令东谈主喜读”，既强调了秦汉时分的时期特征，也揭示了秦汉史的文化魔力。
“秦”和“汉”，本是一先一后两个王朝。“汉”的建立，是在推翻“秦”的基础上终了的。然而“秦汉”，自后却成为史学界通用的表述。据考据，“秦汉”连称，最早的史例见于汉初张释之语。《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传记》纪录：“（张）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是以失而汉是以兴者久之。”这是说，张释之对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化进行了总结和证据。这件事发生在张释之尚在担任廷尉的中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之前，其时距“汉并寰球”不外25年。可见，西汉初期，东谈主们已有将“秦”“汉”并称的前例。及至后世，“秦汉”一语在“二十四史”中出现凡84次，而“隋唐”在“二十四史”中出现则不外4次。
东成全秦汉的时期特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条记》中以一句“天意已另换新局”概言之。当此之时，新的政事体制得以始创，“天之变局，至是始定”。在朝集团身份得以重构，“徒步”“白身”“布衣”取得政事参与契机。刘邦“以匹夫起事”终得“定一尊”，书写了“起事”取寰球的政事史新篇章。
学者翦伯赞一经这么刻画秦的调处：“华夏六国，已如绽开之花，临于萎谢；而秦国则如狂风雷雨，闪击华夏。”秦并寰球，“在初期封建社会的废地上”，建立起“一个簇新的”“帝国”。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浊世，终犹心焉一统，东谈主东谈主都拭目跷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两千年来如一日。
也有学者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不雅察秦汉历史变化，如吕念念勉说，秦汉时分华夏民族“战胜外族”与“晋以后”“转为外族所校服者”不同，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
“魄力究竟雄大”
对于秦汉之际的时期精神，笔者曾屡次援用鲁迅之语给予刻画。濒临汉代的铜镜，鲁迅曾盛赞：“遥想汉东谈主几许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绝不拘忌，来充报复的斑纹。”对于汉代艺术品性，鲁迅有“惟汉东谈主石刻，气魄深沈雄大”等评价。至于汉唐时分的举座特征，鲁迅则说：“汉唐诚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东谈主民具有不至于为外族随从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猜测，绝不在意。”鲁迅温顺详情其时的“清朗闳大之风”。
笔者以为，所谓“闳放”和“雄大”，既可视为对汉唐乃至秦代等时分社会文化作风的详细，也可看作咱们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凝练与总结。
西汉时分，将士甘延寿、陈汤宗旨西域，克敌建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汉书·陈汤传》）。这种蛮横的国度签订，当是在汉武帝牢固边患时分就开动变成的，其情态基础是民族自爱、民族自信、民族自立等理念。需要细心的是，咱们在分析这一情态时，应当有计划到其时的配景。汉武帝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敷裕的宏愿和魄力，然而他本东谈主的民族签订，却小数儿也不褊狭。比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归汉后受到重用，以致受武帝顾命辅佐幼主，即是彰着的例子。对此，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评价谈，“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寰球向风……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么的历史事实，值得咱们细究。
两汉戎行中曾有“胡骑”，长安的朝廷卫戍队列也有“胡骑”的建制。“巫蛊之祸”时，同政府军回击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维合手而未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游牧民族向汉朝蚁集，汉东谈主逾境前去匈奴地区的也不在少数，他们将华夏先进的技巧带到了草原地区，促进了当地坐蓐。汉与游牧民族的往复，除“和亲”事外，张骞和苏武都曾娶匈奴女子为妻，这都体现了在其时民族关系中，干戈的波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其时汉东谈主的民族签订，有“绝不拘忌”“绝不在意”的气魄，如实体现了“魄力究竟雄大”。
秦汉时分的豪杰主义和跨越精神，还体咫尺其时社会生计“奋迅”“骋驰”“奔扬”“驰骛”等节拍中。在司马迁笔下，这种时期精神被称为“气奋”（《史记·匈奴传记》）。
这一时分文化之昌盛，后世史册可见这么的表述：“汉自孝武之后，雅尚端淑，扬葩振藻者如林”，“东京之朝，兹谈逾扇，咀徵含商（指爱好音律）者成市”，自后“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但中文化“一致”“同归”的主流莫得断交（《北史·文苑传记》）。汉瓦当上有“流远屯（纯）好意思”“屯（纯）泽流施”等字样，汉宫阙起于秦土之上，笔者以为，这些刻画，不错看作秦中文化的典型特征。
“魄力究竟雄大”，使得其他文化系统若干因子融汇入中国文化的历史进度中，成为这条浩荡长河中奔涌的浪花。
“有气力，说出大题目、大圭臬”
如前所述，永远以来，秦汉史诱骗了广大学者的见地。关连词亦如李学勤所说：“秦汉史这片园地，本已为很多代学者拓荒教训，要想别开生面，殊非易事。”尽管如斯，在这一园地络续深耕，照旧能成绩新的见解。
举例，李学勤就曾通过考古，探讨了秦代社会轨制问题。他以为，“有的著述以为秦的社会轨制比六国先进，笔者弗成本心这一看法，从秦东谈主特殊普随地保留阴毒的随从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违抗。”他指出，宗法制的解体和随从制的减弱以致走向牺牲，是东周以来总的趋势，而秦国建立于西周的中心区域，保存旧的随从制残余较多。侯外庐等也明确指出，秦汉社会存在着无数的随从，且秦捣毁的“封建”，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实质指的是“长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度，而非咱们常说的“封建制社会”——基于当然经济、以农村为起点的封建通盘制风光。历练秦之社会轨制时，这些念念索相配清晰，值得模仿。
政事轨制除外，社会经济出现进犯转向，亦然秦汉时分的性格。傅筑夫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讲演，从这时起，经济要点开动南移，江南经济区的进犯性从这时开动赶快增长，关中庸华北平原两个迂腐的经济区则在走向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剧变”，尽管名义上看起来并不奈何权臣。江南开发与合适吹法螺变迁的南向侨民指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一学术主题，也许还应多一些更为深入风雅的历练。
科学发明委果立，是两汉时期的亮点。纸的制作和起先行使是在西汉，而于东汉得到普通普及，对于中国文化史进度意旨权臣，亦然中国对世界的孝敬。王充的科学念念想、张衡的技巧推测打算均达到了时期岑岭，医学、农学、地学、翰墨学等也在这一时分产生了权臣进步。这些鸿沟，都是能开出新的学术花朵的园地。
除上述鸿沟外，秦汉史还有哪些不错拓展的宗旨？具体的假想并防止易，不错预料的进步，概况会体咫尺盘问方式的更新和跟着科技进步一同到来的融会水准提高等方面。新的考古成绩，终点是出土文件而已的发现，将为全面融会秦汉时分的社会样子、坐蓐水准和生计场景，提供新的条目。
“究天东谈主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是记叙上古至汉代史事的伟大史学家。笔者尝读清东谈主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细心到他对《史记》的评价，其中有些对“古”的颂赞，也许今天的学者有时追慕，如“峭古”“肃古”“古雅”等。有些作风，却是咱们在撰写秦汉史盘问后果时应该学习的，如“朴茂”“深千里”“多情”“新颖”“看得深”“深刻兴隆”，以及“有气力，说出大题目、大圭臬”等。
今天具备更优厚盘问条目的后生学者，当然会发现此前盘问在其时配景下不可幸免的局限，他们也一定会以开明的见地和积极的立场对待秦汉史盘问过程的多样迹象。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估量秦汉史盘问的学术远景，当然不错有更盛大的视线。
（作家：王子今，系西北大学铸牢中华英才共同体签订盘问基地讲明，中国东谈主民大学国粹院讲明）